唐朝的神鸡童
唐玄宗登基时期，迷恋一种游戏观赏斗鸡，于是京城长安各处，甚至民间各地都陆续风行这种游戏。
据陈鸿祖《东城老父传》记载，开元间童子贾昌由于善养斗鸡，深得玄宗宠幸，因而金帛之赐，日至其家。时人既羡慕又嫉妒，嚯称其为神鸡童。
当时京城长安流行的歌谣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这种现象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其中最突出的是大诗人李白。
唐玄宗天宝初年，时任宫廷翰林的李白很看不惯这种现象，他针对宦官、侍童、斗鸡者仰仗皇帝，豪奢无度、威势逼人的情景，愤而作《古风》加以嘲讽。诗中有：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这四句写供奉唐玄宗斗鸡侍者的冠服、车盖十分光彩，气焰很高。
李白以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作该诗的结尾，借用尧（明君）和跖（恶人）的典故，影射唐玄宗昏庸，慨叹当世君王不辨贤愚，乃至奸人作乱。
果然，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7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6月，叛军破潼关直逼京城长安，唐玄宗被迫率文武百官逃向西南入蜀避乱。
至此，风行20多年的神鸡童现象完全结束。
不过，斗鸡作为民间群众娱乐活动的一个项目，千百年来并未失传。如今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每年秋高气爽的时候，仍不时举办斗鸡活动。
能文能武能淫乱 唐朝4个出名公主
平阳公主
平阳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当然姓李。可是她的芳名叫什么，正史上却没有记载。中国的史书对待女子的态度至五代为之一变。五代以前，不论何种女子，史书上多半会留下她们的名字。除非像前秦的毛皇后那样由于前秦存在的时间极短，历史纪录未必完整而没有留下姓名的。但是到了宋朝以后，女子的姓名就不再公开纪录在史册中了。越是尊贵的女子越是如此。反而是所谓的女贼往往在史书上被直呼其名。纪录平阳公主事迹的《旧唐书》和《新唐书》一作于后晋，一作于北宋，但无一记载平阳公主的名字和年龄。所以弄得后世写武侠小说的如黄易者只好给她胡乱起个名字叫李秀宁。
唐高祖李渊共有19个女儿，平阳公主排行老三。这19个女儿当然不可能都是一母所生。平阳公主的母亲是李渊的原配窦氏。也就是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的母亲。说起这位窦氏，倒也是一位奇女子。
窦氏是京兆平陵(今陕西兴平)人，父亲窦毅是北周的八大元帅之一(窦毅官封上柱国。这个官名没有对应的现代官名。北周设八个柱国大将军统领全国官兵。勉强翻译可译为方面军司令。但是实际上这个官衔的荣誉性大于实际权力。所以和本朝开国时所封的元帅相仿。)母亲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窦氏从小就很聪明，深受武帝喜爱，把她留在宫中当自己的女儿抚养。当时天下三分，北周是最弱小的一个。为了取得外援，武帝娶了一名突厥公主当皇后。但是武帝对这个政治婚姻很不满意，经常让突厥公主守空房。窦氏就经常劝说舅舅多忍耐，搞好和突厥的婚姻可以消除北方的威胁，全力对付南方的陈和东面的北齐。
唐朝第二位皇帝李世民曾卖马粪
唐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经过玄武之变后，坐稳了皇帝的宝座。一面积极修养生息，一面表面上继续对突厥称臣，实则暗中积攒力量，准备择时而发。可李世民想得挺好，一场百年难遇的大旱，立刻使得李世民君臣，变得焦头烂额了起来。
这天，在朝堂上李世民肿着牙床说：诸位爱卿，旱情来势如此凶猛，致使百姓流离，饿殍千里，朕痛心疾首。说到这，瞅着眼窝深陷的房玄龄道：房爱卿，赈灾事宜还要抓紧啊。
房玄龄连忙出班，把赈灾情况详细地说了起来，什么这里花了多少钱，那里用去多少费用，总之归纳起来就一条：不是我宰相无能，实在是银子太紧缺。
李世民听完，嘴咧到了耳根。是啊，大唐从被打得稀巴烂的隋朝手中接过神器，好容易刚有了点钱。可这点钱，哪能抵挡得住这场百年大灾。想到这，李世民叹了口气对群臣说：房爱卿所提赈灾款之事，也正是朕最忧者，哪位爱卿能有办法，以解燃眉之急？
万岁！少府监裴匪舒走出班说，微臣倒有一个想法，几日前臣听闻，御马监中的马粪堆积如山，臣想恐怕军中的马粪更多，不如把我大唐官府、军队中的马粪，都搜集起来，当肥料卖掉。必能得一大把钱财。李世民想了想同意了，下旨：以宰相房玄龄为主，大将军尉迟恭和少府监裴匪舒为副，全权负责大唐马粪事宜。
就这样，大唐轰轰烈烈的马粪运动开始了，可半个多月后，李世民突然下旨：暂停！原来有人上书李世民：万岁你想万世之后留贤名儿，还是留下一个马粪皇帝的别称？这下朝廷上开锅了，无论是修养极好的房玄龄、裴匪舒，还是暴躁如火的尉迟恭都不干了。因为通过贩卖马粪，如今赈灾款刚有缓解，怎么能停呢？
山西人：唐朝兴衰成败的晴雨表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国力强大、文化繁荣，执当时世界文明之牛耳，至今，世界各国的华人、华裔仍以被称为“唐人”而感到自豪与骄傲。纵观唐王朝兴败盛衰的历史过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唐王朝的发展与山西人紧密相连、休戚相关。山西人导演了李唐王朝这出人间历史剧，成为唐朝兴衰成败的晴雨表。
为唐朝创立准备人才资源的山西人 古谚曰：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唐王朝创立于公元618年，但在隋朝时就有人为它的建立准备和积累着人才资源，把这个未来王朝作为他的理想来勾画。他就是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 王通（？——617），字仲淹，河东龙门（今万荣县通化镇）人。隋文帝在位时，王通曾上书陈治国安邦十二策，希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朝廷也任用他做过一些小官，却始终没有重用他的意思。隋炀帝继位，王通看到自己在政治上已无所作为，便辞官回家。在家乡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培养人才。以便通过他的弟子来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王通的家族是魏晋南北朝时赫赫有名的太原王氏。这支王姓族人从春秋战国时开始，历秦、汉、三国到魏晋，英才俊杰，层出不穷，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到王通及其后人时，太原王氏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王通的弟弟王绩，是初唐时有名的诗人；孙子王勃，更是“初唐四杰”之一，他们的诗赋脍炙人口，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王通的学生如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及京兆杜淹等，都是唐初社会的干才。而王通的朋友兼学生中更有一大批兴邦谋国的智能之士，如绛州通守陈叔达、阳城尉房玄龄、巨鹿道士魏征、马邑郡丞李靖、太原士人温大雅、京兆人杜如晦等，后来都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元勋或佐世良才。唐朝兴起于山西，王通又为其培养了这样一支雄厚的人才队伍，使得唐王朝近300年辉煌的发展史始终与山西密切相关。 --------------------------------------------------------------------------------促成大唐气象纷呈的山西人 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典范，堪称中国封建王朝的极盛时期。现在人常以大唐气象来形容唐朝的昌盛，但促成大唐气象纷呈的却是洇（太原道注：音因，指液体渗透）渗着一群山西人的心血与智慧。 李渊称帝后，首先面临着统一问题，李世民是南征北战统一全国的主要组织者与指挥者。李渊女平阳公主嫁给临汾人柴绍（？——638）为妻，柴绍在李渊起兵太原时，居长安组织民众响应，为李渊取长安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刘武周是山西北部割据势力的代表，李渊攻占长安，武周一度攻占太原，形成对唐的极大威胁。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兵击败刘武周，收俘一勇将尉迟恭（585——658），恭字敬德，朔州善阳人，鲜卑族。自后，尉迟恭随李世民击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徐园朗等，战功卓著。一次，李世民大战王世充，被王世充骁将山西长治二贤庄人单雄信围困，敬德跃马大呼，横刺单雄信坠马，救出李世民，从此二人有生死之交。“玄武门之变”发生，尉迟恭射杀武艺高强的李元吉，收杀李建成、李元吉王府余党，并亲自仗剑逼迫李渊让位李世民，李渊称敬德“有安社稷之功”。李世民登基，拜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赐爵吴国公，历位显职，被李世民图形凌烟阁以示彰扬，李世民在位由其守卫，乃得安然入寝，李世民死，由其守墓，所以随历史的演绎，尉迟敬德便成了今天的门神形象。 唐朝完成大一统，温彦博（573——636）立有大功。温彦博，字大临，祁县人，温大雅弟。隋末任幽州总管罗艺司马，在他的极力怂恿游说下，罗艺归唐，使唐北部、东北部兵不血刃而取得统一。贞观四年（630），温彦博任中书令，积极协助唐太宗稳定政局，发展经济，将大批突厥人安置于河套地区。另一个祁县人王（王圭）（570——638），字叔（王介），李建成被杀，王（王圭）以其才干超群、忠事不二被李世民免杀，任为谏议大夫，王以李世民为圣明之主也忠心事之，不久拔为黄门侍郎兼太子左庶予，赐爵永宁县男。贞观八年，任礼部尚书，并任李世民最宠爱的儿子魏王泰师傅。唐太宗嫁女王（王圭）子，以示优宠。王（王圭）敢于犯颜直谏，是与魏征齐名的诤臣之一，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同时，一位由隋入唐历仕三朝的山西老臣裴矩（547——627），因犯颜直谏深得太宗称赞，谓“裴矩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哉！”为“贞观之治”增色不少。河津人薛仁贵（614——683）至今家喻户晓，其主要功绩是协助唐太宗、唐高宗平定高丽、突厥。太宗曾言：“朕不喜得辽东，喜得虎将。”薛仁贵成为唐朝稳定边境、扬威周边的著名将领。 唐玄宗时有两位山西人值得一书。一位是稷山人裴耀卿（681——743），字焕之。开元中，任户部侍郎、京兆尹，他下大力解决漕运，每年仅为关中运粮一项便为国家节约30万缗运费，为“开元盛世”做出了贡献。另一位是祁县人王忠嗣（705——749），原名训，由玄宗赐名忠嗣，是玄宗最为信赖的将领。天宝五年（746），王忠嗣一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控御万里，全国劲兵重镇悉归其掌握。他在边关励精图治，使万里边塞安然，“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李光弼、哥舒翰等均为其部下，是安禄山起兵反唐的主要障碍。后被奸相李林甫诬陷，被贬，加速了“安史之乱”的爆发，盛唐由此衰矣。 使唐鼎革移的山西人 唐朝之所以兴盛，是因为有唐一代出现了三代英主——唐太宗——武则天——唐明皇，山西人的参与使其更加具有了戏剧性。 唐太宗做为一代英主，其文治武功千古留传，但他决不会想到，他的一位小小才人武则天，会在他死后革移唐鼎，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位女皇帝。太宗崩，高宗即位，武则天经过一段尼姑生活后被高宗召回宫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号天后，参与朝政。高宗因病不能理政，朝政便由武则天代理。显庆五年（660），武则天开始全面掌握唐朝大权。武则天，并州文水人。其时，朝内由重臣闻喜人裴炎（？——684）协助，外有闻喜人裴行俭（619——682）护持。麟德二年（665），裴行俭任安西都护，曾招抚西域诸国归附唐。仪凤四年（679），西突厥叛乱，他袭俘西突厥可汉都支，稳定了西北边塞。弘道元年（683），裴炎受高宗遗诏辅中宗，炎恪尽职守。中宗要以韦皇后父韦玄贞为侍中，炎坚决反对，几谏无效，便有废立之意。当时高宗曾遗嘱中宗“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武则天在中宗即位后，实际上临朝称制。这样裴炎便与武则天共废中宗，立睿宗。由于武则天把持朝政，裴炎与武则天政见不和，日见疏远。文明元年（684）秋，徐敬业以兴复唐室为名起兵扬州反对武则天，裴炎上书武则天要其归政皇帝，被武则天处死。裴炎死，武则天废睿宗自立为帝，改国号周，自称圣神皇帝，开始大肆诛杀李唐重臣及宗室，重用武姓。武承嗣（？——698）是武则天侄，咸享二年（671）被立为武氏的继承人。嗣圣元年（684）任宰相，以为“武氏当有天下”，为武则天称帝大造舆论。武则天称帝，武承嗣被封魏王，他授意他人上书武则天希望被立为太子，遭到狄仁杰反对，未果，乃忧郁而死。武三思（？——707）亦是武则天侄，天授元年（690）封梁王，神功元年（697）任宰相，极力劝说武则天立其为太子，也没有得逞。武则天之所以未敢传位武姓。是因为太原人狄仁杰在中间起了主要作用。狄仁杰（607——700），字怀英。武则天识其才干，于天授二年拨任宰相，契丹族攻陷冀州，狄仁杰统兵御敌，武则天赐以紫袍、龟带，并亲笔赐“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12个金字，成为出将入相的名臣。神功元年再任宰相，引拔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一批著名将相，一方面受武则天信赖，精心治理国家，一方面又为恢复李唐王室极早运作，培养班底，还为后来玄宗“开元盛世”的出现培养了一批人才。圣历年间，武承嗣、武三思极力劝说武则天立武姓太子，狄仁杰犯颜直谏，痛陈利弊，终于使武则天请回废太子中宗李显再立为太子，为恢复李唐王朝奠定了基础。武则天常称狄仁杰为“国老”，并说“见公拜，朕也身痛”。狄仁杰病故，武则天泣曰：“朝堂空矣！”“天夺吾国老何太早矣！”武则天晚年宠信张易之兄弟，汾阳人宋之问（？——712）不顾自己出身进士、诗名极盛的声誉，谄附张易之兄弟及武三思，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又主张贡举受赂，其人格污损堕落，为世人所不齿。睿宗时被流放。赐死。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病重，张柬之、敬晖、桓彦范等发动政变，拥中宗复位，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在位15年，执政近50年，她“劝农桑，薄赋徭”，禁止浮华，重用人才，定边疆，开创“殿试”制度，武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是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才，历来受到史家赞誉。 革李唐之命，武则天是主要实践者，恢复李唐王室，首推狄仁杰，还有一位主要参与者是临汾人敬晖（？——706）。敬晖，字仲晔。长安三年（703）任中台右丞，即右宰相，极力扼止武三思及张易之兄弟的胡作非为。神龙元年，宰相张柬之与敬晖、桓彦范等联合，逼武则天退位，拥立中宗。中宗复位后，敬晖以大功进爵齐国公，享受免死罪10次的优待。中宗复位，李唐王朝仍不稳固，武三思通过勾结韦后取得中宗信任，被任用为宰相，开始纠集私党，重用兵部尚书宗楚客及周利用、冉祖雍等“三思五狗”，将张柬之等人全部排挤出朝。后因私通韦后及上官昭容，谋废太子重俊，被太子围杀于景龙元年（7o7）。宗楚客（？—<唐朝国家级的强盗
下农村时，村里有一个城镇下乡居民叫唐国强，三十来岁，干瘪瘦小，从来不干农活，每天吃肉喝酒，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农民都十分羡慕他，那时候城里人每人每月只有半斤猪肉指标，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轻易拿着肉票去买肉；农村人全家必须喂养两头猪，一头卖给国家，另一头猪才允许自家屠宰，只有过年那几天放开肚皮吃几顿，剩下的猪肉都腌制成腊肉，用几个瓦罐子分装密封深埋在地窖中，遇到农忙或者家里办大事如儿子定亲，女儿排八字，做房子，请裁缝给全家人做衣服才从地窖中挖出一罐肉来应付一下，能够天天吃肉喝酒的估计比县长生活水平还高。有一天，我偶然从唐国强茅草屋门前路过，唐国强站在自家门前用牙签剔牙齿，一不留神打出一个饱嗝，一股浓烈的酒味差一点呛我一个跟头。我们那个时候受到的都是正面教育，一看唐国强这样好逸恶劳的人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认为他一定是坏人，所以用一种鄙夷的眼光打量着他。唐国强却似乎读不懂我的眼神，友善地跟我打招呼：龙哥，有空到我屋里来坐一坐，我们是老乡呢！生在异乡故乡的乡情是一种很容易打动人的东西，但是，我们之间毕竟有一道沟坎，他是城镇无业游民；我是知识青年。年龄上也有较大差距，他比我大十来岁呢！敌视情绪虽有所减缓，但是并没有接受他的邀请。另一次，知青断顿好几天了，我为了大家能活下去，多次找大队干部要求他们额外批给我们一些粮食，自己也饿得不行了，腿一软摔倒在唐国强茅屋前，唐国强从屋里出来搀扶着我说：龙哥，何苦来哉？放着老乡不找，把自己饿成这样？进屋先喝一杯酒，把肚子填补一下，等有了精神再去找大队干部不迟。端着酒杯我问：你为什么叫唐国强？唐国强笑着说：唐朝国家级的强盗嘛！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们知识青年还想不出来？我说：你倒是真的很能扯淡，唐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安宁，哪里来什么国家级的强盗？哈哈唐国强却不笑，很严肃地说：你们书读少了，安史之乱知道吗？杨玉环都被迫处死了，国舅杨国忠也被杀了，怎么能说政治稳定，社会安宁？安禄山史思明是不是国家级的强盗？想不到我一个堂堂的知识青年竟然说不过一个无业游民，被他说得一脸的羞愧。心想回去以后一定要多读一些书。为了避免尴尬我只好转移话题：唐师傅，你是做什么的？怎么没看见你干农活儿呢？这回唐国强很爽朗地笑了：我一个国际级的强盗还用得着干农活吗？我告诉你以后什么时候想喝酒想吃肉只管到唐哥我这里来，谁让我们是老乡呢？后来黄队长听说我到唐国强那里喝过酒吃过肉就警告我：你们知青是有前途的，将来要招工的，不要跟唐国强搅合在一起，他天天喝酒吃肉恐怕来路不正，你要是实在嘴馋就到我们家来，我给你从地窖里挖出一块腊肉，买上二斤包谷酒够我们俩喝的。听了黄队长的话想一想也是不无道理，后来就不再到唐国强的茅屋去了，唐国强也从不邀请我，他这人深藏不露。年底到县里参加优秀知青代表大会意外地碰到县公安局特派员老武，老武在区镇蹲点，是我的棋友，老武硬把我拉到他们家去喝酒，边喝酒便对我说：阿龙，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我说：老武，见外了不是？我们是什么关系？还用得着客套吗？老武说：我们县公安局最近破获了一起盗窃集团案，抓了上百名小偷，可是线索中断了，他们采用的是单线联系，跟地下工作者一样，组织严密，我们怀疑集团首犯就是你们队里的唐国强，据村里人反映他从不劳动，总是吃香的喝辣的，黄队长曾经问过他钱从哪儿来的，他说是孙子给的。我们查过他的家庭情况，此人在城里就是无业游民，没有结过婚，连儿子都没有，哪来的孙子呢？你回去以后要不露声色留神看有什么人跟他联系，或者跟踪他看他活动情况。我说：这跟反特故事一样，有意思。回到农村我留神了好长一段时间，从没见人来找过唐国强，他自己也从不外出，最远就是散步到附近的一个叫大不该小河轮船码头，而且常去那个码头转悠，我把这一情况向老武作了汇报。老武说：你侦查的情况很重要，县公安局将派便衣盯紧大不该。突然有一天，唐国强到知青点来找我说：龙哥，你有没有什么口信要我带？我准备回一趟城里。我心想，你还回城里呢，警察正张网以待，你不是自投罗网吗？然后说：过几天，我也回去，不麻烦了。后来唐国强就失踪了，老武说：一定是因为你没有侦查经验，露出了马脚，让这小子溜了，不过没关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一定逃不掉的。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听说过关于唐国强消息，也许他改行做别的。唐朝牛人刘叉，名字牛，做的事更牛
《唐才子传》中记载，刘叉年轻的时候“任侠”，“一节士也”，还因酒杀人，亡命天涯，等到朝廷大赦才得以脱罪，就改为发愤读书，后来竟能写一手的好诗，完成了从“逃犯到诗人”的华丽转型。他的诗歌风格与当时与韩愈一派的卢仝、孟郊相近，连当时大名鼎鼎的散文家樊宗师都“见而独拜之”可见其在诗坛中的地位。
这位少时因爱打抱不平而闹过人命案的人物，虽改志从学，却没有应举参加进士考试，继续过着浪迹江湖的生活。晚唐时期的大诗人李商隐对刘叉也有描述：“不知其所来。在魏，与焦濛、闾冰、田滂善。任气重义，大躯。右声力。常出入井市，杀牛击犬豕罗网鸟雀。亦或时因酒杀人，变姓名遁去。会赦得出。后流齐鲁始读书，能为诗歌。然恃其故时所为，辄不能俯仰贵人。穿屐破衣，从寻常家人乞丐酒食为活。”从李商隐说的“在魏，与焦濛、闾冰、田滂善”看，“魏”在当时是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县一带，也许这就是其出生或者生活之地。其人品是“一节士也”。节士，有节操的人。唐朝诗人中有节操的人众多，但可称为节士的不多，可见世人对其评价是很高的。
刘叉是出身卑微，身高力大，杀牛宰猪、网络鸟雀、行酒仗义的市井侠士。他日常“趿拉个木屐，衣服打着补丁”，生活是极度贫困的，以乞讨为活。刘叉听说“韩愈接天下士”，就去投奔。他给韩愈献上两首诗《冰柱》和《雪车》，并请其鉴评。这两首诗是刘叉诗作的最高艺术成就，后人评价《冰柱》的才气不亚于李白的《蜀道难》、《雪车》的造诣堪比杜甫的《兵车行》，可见其诗歌水平之高 。这些诗因个性鲜明，诗情浓烈，通篇奇思联绵、有声有色、虚实相生、意象万千或咏物言志、或针砭时弊都酣畅淋漓，被历代诗家所称道。韩愈看后，非常喜欢诗风怪僻的刘叉，就收留了他。
刘叉不是习惯于低三下四地寄人篱下的人，“不能俯仰贵人”，不久就不耐烦了。他并不喜欢到处打“文起八代之衰”的韩老师牌子，也没有处处以韩门弟子自居。相反对韩老师并不盲从，甚至还写过诗句“请君勿执古，执古徒自隳”送给韩愈，劝老师小心复古把自己给毁了。难怪史载刘叉“能面道人短长”，真不是一般的“直”啊。韩俞老师看到这两句诗，据说还是保持了风度，不失老师的风范。不过，接下来的事就彻底就让韩老师无语了。 一天，刘叉不辞而别了，彻底离开了韩老师。据说，刘叉临走时“持愈金数斤而去”，说这是你韩愈写墓志铭吹捧死人得来的钱，还不如给我刘某人当生活费呢! 当时，写墓志铭收费极高，韩愈是当时有名的写墓志铭的专家，请这样的名人写墓志铭，更是一种身份象征，豪门望族都重金礼聘韩愈来写。刘叉对于韩愈这个生财之术颇为不齿，竟理直气壮地拿走了韩愈的钱。
刘叉这样做似乎让人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草莽的家伙。其实不然。他的诗歌是唐诗中的一株奇葩，读他的诗，那江湖风，绿林味扑面而来，真是佳思侠情一并来……
他在《偶书》中写道：“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这是一把什么样的刀，又为什么受到磨损呢?刘叉自幼形成的“尚义行侠”的秉性，没有因“从学”而有所改变。只是鉴于当年杀人亡命的教训，手中那把行侠仗义的有形之刀早已弃而不用。但是，正义感仍然珍藏在刘叉的内心，锋利着，犹如一把万古留传的宝刀，寒光闪闪。然而，路见不平却不能拔刀相助，满腔正义的怒火郁结在心，匡世济民的热忱只能埋藏心底而无法倾泻。刘叉胸中那把无形的刀，那把除奸佞、斩邪恶的正义的宝刀，只能任其销蚀，听其磨损……他以高昂响亮的调子慷慨悲歌，唱出了侠义刚烈、激愤痛苦的心声。
刘叉的刀，是一把正义的宝刀。他的剑，也是一把正义之剑，一把有着大爱大恨的宝剑。
刘叉行走江湖时，仅仅佩带一把小剑防身。在鲁地游历，他结识了一个姓姚的秀才，两人相见恨晚。那姚秀才也是个粗犷之士，十分喜爱刘叉的小剑。临行时，刘叉解剑相赠，提笔赠诗。——“一条古时水，向我手心流”，刘叉以水比剑，剑如秋水，剑芒闪耀，化钢为柔，给了剑以生命的灵动。刘叉又殷殷叮嘱姚秀才，“临行泻赠君，勿薄细碎仇。”不要为了私人的仇怨用这把剑，要建功立业，要除奸袪恶，匡扶正义。
后来，刘叉“归齐鲁，不知所终”。可是，他的佳思侠情越来越广为人知，宋代的苏轼说自己“老病自嗟诗力退”的时候，就吟诵刘叉的诗作。
李因：自比唐朝王维的女画家，有中唐遗韵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李因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她学习刻苦，擅长山水画，对诗词歌赋亦有研究，小小年纪出口成章。再加上经过青楼技工的调教，她的才气更上一层楼。李因不论作诗，还是作画，都不见女子的柔弱之气，犹如年少书生疏爽隽逸。她的性格爽朗豪放，不喜欢打扮，不注重外表。正应了“诗人外表是邋遢的，内心是圣洁的。”这句话。
十几岁的李因，已经名声大振，响彻江浙一带。来找李因求字的，求画的，络绎不绝，赞赏她有中唐遗韵。李因欣然忙的不亦乐乎，毫不羞涩自比唐朝王维。古代女子成婚较早，爱情早在她心里懵懂地发芽了。只是她眼光高远，看不上身边那些寻欢的男人，她的诗又有几人能真正读懂?“一支留待晚春开”真真切切地道出了她的情怀。
爱情往往就是一见钟情，海宁人光禄卿葛征奇对李因的诗大为赞叹，被她的才气所折服，会面后立即决定娶她。人世间的婚姻结合，慢的就像跑马拉松，快的如闪电。李因心甘情愿跟着葛征奇，哪怕去天涯海角。李因被葛征奇纳为侍妾后，随葛征奇职务的调动，果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这期间，她的山水画作品之多，且质量大幅度提高，得到了极度的发挥。
葛征奇善画山水，也是很自负，遇上李因，可谓是相得益彰，李因擅画花卉。夫妻曲房静几，互以绘事为娱。葛征奇常说：“花鸟我不如姬，山水姬不如我。”李因做完画，葛征奇每加以题跋，必在画上钤以“介庵”的印章。葛征奇和李因的字号分别是“介龛”与“是庵”，“介庵”是从两人字号中各取一字而成，可见两人情感之深。
李因花鸟画以陈淳为师，尝以沉香木刻像奉之，追求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在古代女画家中十分难得。她的诗集收录她的诗二百余首，多为旅途中所做。这期间还有个传说，明末社会不稳定，她在途中突遇战争，竟然丢下金银首饰，也要抱着诗作画稿。可见，李因对自己的作品，看的多么重要啊。文人都一样，视自己的作品如孩子，被别人盗去发表，都四处维权，又急又气，更别说丢失了。
李因与葛征奇在一起生活，只是十几年的好光景。葛征奇去世后，李因终身未嫁，以纺织为生，兼作画自给，晚年仍奋发学习和写作，格调更加深沉。
唐朝人如何过年：群臣元日朝会 百姓互道“万岁”
“共知欲老流年急，且喜新正假日频”——这是五十三岁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772—846）写给同僚的诗句……
辞旧迎新之际，诗人特别感受到时间的迅疾如快马流星，扬长而去；幸而新年正月里假日频频，友朋相聚的快乐，拂去他感时伤怀的些许惆怅。
白居易的新年假期究竟有多少呢？依唐制，内外官吏在节日都有休假，譬如唐玄宗时期就规定，元正和冬至各给假七天。这七日的安排，似乎与现在自除夕开始休息不同——敦煌写本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中说：“元正日，冬至日，右已上二大节准令休假七日，前三后四日”，意思是新春元正的假期从除夕前两日开始，而到正月初四结束。
敦煌本张敖《新集吉凶书仪》中的贺正冬启
郑余庆大历年间为进士，曾经四朝而居将相之任，白居易为翰林学士时，曾为宪宗拟过给郑余庆的诏书，称其“累居衮职，时谓尽忠”。后者领衔修撰的《吉凶书仪》大约成书于元和年间，该书汇聚了诸多高门士族的家礼，其中还采集时俗，是当时一部通行的礼仪书轨。白居易的生活年代，正当该书的流行时间，因而现存敦煌本《吉凶书仪》中“节候赏物”、“祠部新式”等内容，可以反映当时真实的节假状况。
由此书仪可知，元旦新年之后，唐人的假期接踵而至的还有正月初七的人日、正月十五的上元节，更不用说依常例，官员及其下属每十天便有一日休息的旬假了。难怪白居易在诗中感慨：“闻健此时本劝醉，偷闲何处共寻春”，岁酒的醇香中飘散着春天的气息，作者新年里的闲适生活与喜悦心情，于此可以感受一二。
元日朝会，四方来贺
在长安城内，新年的宫廷是一派肃穆而忙碌的景象。元日又称三元，被认为是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在古人的时间序列中，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
“天颜入曙千官拜，元日迎春万物知”，说的就是元日朝会的情形。“一片彩霞迎曙日，万条红烛动春天”，众官员拂晓即已按品阶方位列队等候，烛火通明的仪仗有“火城”之称。根据唐代礼部的规定，元日朝会在太极殿举行（后在大明宫的含元殿，东都洛阳则是在乾元殿），殿上陈设礼乐、历代宝玉、车乘，仪仗庄严。皇帝衮冕临轩，皇后、百官、朝集使以及皇亲国戚都着朝服一同参加。仪式的过程中，包含了皇太子、诸公的献寿礼仪、中书令上奏地方的贺表、黄门侍郎奏祥瑞吉兆、户部尚书奏诸州的贡献之物，礼部尚书奏诸蕃的贡献等等内容。
四方恭贺的诸多礼仪不仅是对新年的美好祈福，更凸显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以及中央对地方所拥有的控制权力。香烟燎绕的殿堂上，天子俯视的目光一定曾穿过殿前的诸多臣僚，投射向遥远的天际——朝霞映衬下，第一缕阳光喷薄而出，耳边的声声“万岁”，仿佛随着这新的光明，穿越了层层朱阙，撒向大唐的广袤疆域。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的《正日临朝》诗所展示，新年伊始，他心潮澎湃：
条风开献节，灰律动初阳。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赫奕俨冠尽，纷纶盛服章。羽旄飞驰道，钟鼓震岩廊。组练辉霞色，霜戟耀朝光。晨宵怀至理，终愧抚遐荒。
天子的雄心与骄傲，跃然纸上。对于来朝的“百蛮”与“万国”，李世民不仅有诗中所展示的车同轨、书同文大国君主的威严，还有和风旭日般的关怀。
唐太宗
据史书记载，贞观十五年正月，唐太宗对侍臣提到：听说来朝的都督、刺史等到京城后，只能租赁房舍与商人杂居，既于礼不足，生活上也想必人多不方便，于是十七年下诏，命令在京城内各坊中，为诸州的朝集使建造邸第三百余所，太宗亲自去察看。这些诸州邸舍后来虽然因饥荒残毁而被卖出，但到唐德宗建中二年的时候，朝廷同意户部请求，以官宅二十所分配给诸州的朝集使，解决住宿问题。
事实上，地方诸道为元日贺正，往往在十二月就已遣使到京，但是觐见与否，以及所进的贺正表送省司时间前后有别，导致出现种种于礼不合的混乱情况。所以唐玄宗曾下令，所有贺正使都应在元日这一天随京官一起参加朝会拜见，他们的贺正表也直送四方馆，在元日仗下后同时呈上。
在现存的唐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曾任福州刺史的裴次元所写的《贺正进物状》：
臣伏以青阳发春，肇宝历于兹始；元穹降祚，仰圣寿而维新。正殿向明，班行承庆。顾臣等守土，列在东隅，空怀捧日之心，望云何及；独阙称觞之礼，鸣佩无因。瞻九重而在天，空倍情而增恋。前件物及衫段宣台卓座等，礼不惮轻，物斯展敬。节当有庆，用申致贡之诚；情苟为珍，愿比负暄之献。臣某不胜感恩忭跃屏营之至。
所谓“东隅”，即指裴次元所在的福建，从文中“空怀捧日之心”、“独阙称觞之礼”来看，他没有出现在新年元日的朝会中，而是遣使贡献衫段等礼物，在贺正状中通过文字表达了地方对中央的忠心臣服。
这种礼到人不到、上表皇帝祝贺新年的情况在当时应该比较普遍，所以郑余庆的《吉凶书仪》所收录的贺正表也是如此，称“元正启祚，万物惟新……臣滥守藩镇，不获随例称庆阙庭，无任恳悃屏营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
新年贺辞，互道“万岁”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唐代的假宁令，还是书仪，其中的新年元日与冬至这两个节日常常并列而言。公元838年，日本圆仁和尚入唐求法，路经扬州，他记述当时的冬至“此节总并与本国正月一日之节同也……皆有贺节之辞”，说的正是冬至与元日节俗的相同，无论贵贱，官员或百姓都遵礼相见拜贺。
这里提到的贺节之辞，不是书面语，而是指人们道路相逢，见面时的节日说辞。白居易的《元日对酒》诗中有“逢迎拜跪迟”之句，这种新年里见面拜贺的礼仪，根据圆仁的记录应该就是指“右膝着地，说贺节之词”——逢人拜年则需要右膝下跪，大约白居易也有些吃不消，所以才会发出“不因时节日，岂觉此身衰”的感慨吧。
至于唐人新年时所说贺辞，也正因为冬至与元日节俗的相同，我们可以从圆仁的描述中推知：当时新年的元日，僧家俗人也都是互相致辞礼贺的，譬如见相公，应当说的就是“元正启祚，万物惟新，伏惟相公尊体万福”之类的吉祥话。这种新年贺语，不仅通行于大唐官民之间，甚至连当时来唐居住的新罗僧人也如此。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圆仁到山东文登赤山法花院寄住，此地处于山东半岛的尖端，与新罗隔海相望，当时是新罗人聚集之地，除夕“后夜，诸沙弥、小师等巡到诸房拜年，贺年之词依旧唐风也。”可见，入乡随俗，那些新罗僧人拜年之际，口中念念有词的，正是“元正启祚，万物惟新”等语。
圆仁自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渡海抵达唐土，为求佛法跋涉多地，直至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返回日本，据其九年间所见所闻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圆仁以他者的眼光，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唐人生活细节。
他初到扬州这一年的除夕，只见“道俗共烧纸钱，俗家后夜烧竹与爆，声道‘万岁’。街店之内，百种饭食异常弥满。”圆仁在记叙此前冬至节俗的时候就说过，俗家寺家都各自储备了美味膳食，百味总集，随人所乐，元日情形一样。
这种迎新的方式，早在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里就有说明：“岁暮家家具肴蔌，谓宿岁之储，以迎新年。相聚酣饮，留宿岁饭至新年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新旧交替的时刻，爆竹的脆响，驱走人们心中的不顺，彼此互道的“万岁”声声，则是唐人对时光延续的虔诚祝福。而当时的长安，多元文化交融，彼此影响，四方商旅辐辏，东西两市车水马龙，节日里更是一番热闹的景象。据唐代笔记说，长安市里的风俗，每岁元日以后，各个业者依次互相邀请饮食，称之为“传坐”，故事就从东市的笔工赵大按顺序坐东展开……在美食的包围中，这种新年的餐聚，可以见出唐代商业分工之细密与民间社团组织的初显，而节日，因此更具人情的温暖。
饮屠苏酒，长幼有序
长安南里王村唐墓壁画中的唐人宴饮图
唐代岁宴之上，必不可少的节物有屠苏酒，敦煌文书中所记录的节候赏物，就有“岁日赏屠苏酒、五辛盘、假花果，胶牙饧”。屠苏酒其名，据孙思邈《屠苏饮论》说：“屠者言其屠绝鬼炁，苏者言其苏醒人魂”，因用药八品，也称八神散。屠苏酒的做法，唐人韩鄂的《四时纂要》是这样说的：“大黄、蜀椒、桔梗、桂心、防风各半两，白术、虎杖各一两，乌头半分。右八味，剉，以绛囊贮，岁除日薄晚，挂井中，令至泥。正旦出之，和囊浸于酒中，从少起至大，逐人各饮少许，则一家无病。”从其药材来看，这种家家迎新的屠苏酒，正如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所言，主要是为了“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孙书中也有屠苏酒的配方，除了药材略有不同，制作中还需将药浸入酒后“煎数沸”，大约使药力更为发散，酒味更加浓郁。其饮用的方法是自年少者起，年长者居末，据说是因为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因此白居易的元日诗中有“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之说，而在他与刘禹锡等好友的元日唱和诗中，也屡屡出现“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与君同甲子，寿酒让先杯”，方干更有“才酌屠苏定年齿”的句子，可见元日饮酒的确以年齿幼长为序。
此外，侯白的《酒律》说，岁日饮酒从少到老一轮下来，年长居末尾者则连饮三杯，以示安慰，称之为“婪尾”。唐诗中也多写作“蓝尾”。白居易的《元日对酒》诗中称：“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饧。除却崔常侍，无人共我争”，意思是年岁最长，当仁不让地成为最末一人，连饮三杯。这种唐人的新年节物屠苏酒，在同时期日本的年中行事中也可以见到其踪迹，据说嵯峨天皇弘仁二年（公元811年）已有记载，宫廷内元日供御药事，即饮屠苏酒，其做法也同样是于除夕夜“以屠苏渍御井”。
佛寺开俗讲，僧徒俗众同贺新年
唐风东渐，而佛法西来，在日本圆仁和尚的记载里，唐人的新年中可以看到许多与佛教相关的场景。842年正月一日，他在长安，见“家家立竹杆悬幡子，新岁祈长命。诸寺开俗讲。”俗讲，是以通俗的讲唱形式，吸引士庶，传播佛经奥义。圆仁提到新年里讲的有《华严经》、《法华经》和《涅槃经》，而会昌寺的文溆法师被认为是当时长安城中俗讲第一人。据说文溆善长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可以想象，僧徒俗众在新年的假日里，纷纷入寺听俗讲，在大德们吟哦的经声中，感受到九天佛国的无上美好，惊叹行善积德的诸多神迹。这也是唐人新年的一种娱乐方式吧。
正仓院南仓藏锦幡
圆仁提到的幡子，在佛教中用以供养菩萨，佛经中说造此能得福德，避苦难，往生净土。敦煌莫高窟曾出土一发愿幡，上有墨书，是开元十三年人祈求眼疾痊愈发愿所造。唐人新年中即用幡来祈求长命百岁。这种祈福的唐幡，在日本奈良正仓院中现在也可见到。正仓院建于公元750年，正值唐朝盛世。当时中日交流频繁，圣武天皇的许多用具源于唐朝，这其中就包括了书圣王羲之等人的书法作品以及诸多礼乐器和佛经。在他辞世后，“追感畴昔，触目崩摧”的光明皇后，将其生前用品悉数捐献出去。在保存至今的唐幡上，夹缬的花样依然清晰，颜色还很鲜明，丝缕间闪耀着的光泽，仿佛仍寄托了当时人们的种种心愿。
正仓院的宝物中，还有光明皇后（701－760）所书写的一卷《杜家立成杂书要略》，其抄录内容为唐人的来往书信共三十六札。其中有一通作《岁日唤知故饮酒》，是招唤老朋友岁日一起喝酒的来往书信：
日号芳年，杯名长命。同受多福，义无独宴。故令驰屈，希勿余辞，冀近传杯，遣此无运。
答既登献岁，幸履芳辰。未到之间，已欲驰驾。既蒙嘉命，岂敢辄安。即事速参，谨还无具。
正仓院《杜家立成》中的《岁日唤知故饮酒》书
所谓“杯名长命”，庾信诗有“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指的是新年岁酒。从去信及答书，我们可以读出二人心神相契，新年共饮的好兴致。这些岁时往还的书信，敦煌写本《朋友书仪》也有收录。在种种遵循的礼仪规范之间，唐人笔下新年里对远方亲友的相思之情与感时之叹，读来依然真切感人。
新年是四季轮回中的起点，人们回顾畴昔，眺望明日。唐人欢乐的年宴上，屠苏酒饮下的是对于时间延续的美好期盼，肃穆的元日朝会，是政治大国的新年祈福。而在时光飞逝之中，个人所为那么有限，元日里诗人们写下无限感慨，“自惊身上添年纪，休较心中小是非”，“莫嗟一日日催人，且贵一年年入手”……
会昌二年，白居易七十一岁，他在新年里写道：
白须如雪五朝臣，又值新正第七旬。
老过占他蓝尾酒，病余收得到头身。
销磨岁月成高位，比类时流是幸人。
大历年中骑竹马，几人得见会昌春。
后人评这首《喜入新年自咏》诗曰，每句中皆有一喜。
的确，在感慨时光飞去，白须如雪的同时，诗人每每找到人生可以庆幸之处，在无情的时间之流中，与有情人做快乐事，不愧是唐人乐天！
唐朝的孝文化：父母为子孙攒私房钱判刑三年
“百善孝为先”，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历史悠久，源源流长。在传统文化中，孝文化最受推崇。孝文化萌芽于尧舜的宗法、农经时代，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史记·五帝本记》载，“舜二十岁以孝闻名”，中国二十四孝“感天动地篇”记述，“舜的父亲是个昧盲人，后母顽固，同父异母弟弟象，为人桀骜不驯。他们都想杀掉舜，舜却恭顺地行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尧帝“举孝廉，得知舜仁孝，以女嫁之”。“舜接尧帝位后，以德、孝治国，社会歌舞升平，万民丰衣足食”。
孔子也非常重视孝悌，把孝悌作为实行“仁”的根本，提出“三年无改于父道”、“父母在，不远游”等一系列孝悌主张。孟子也把孝悌视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秦汉时的《孝经》则进一步提出：“孝为百行之首。”汉代“以孝治天下”，孝悌则成为人们做人的准则和行为的规范。惠帝表彰“孝悌”，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汉代孝子黄香为父暖被、董永卖身葬父以及三国时期孝子孟宗哭竹等事迹，都是因“孝行感天”而得名。
孝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表现。在选官制度上，也体现出对孝的提倡。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就是“孝廉”，孝廉就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始于董仲舒贤良对策时的奏请，由各郡国在所属吏民中荐举孝、廉各一人。后合称为“孝廉”。如果乡里有人以孝出了名，地方长官是有责任向上推荐的，而且还可以直接任用。如果有人不想做官了，亲养父母是最好的托词。因为最高统治者标榜孝道，不得不予以准许。譬如汉代的李密不愿为官，写《陈情表》上书曰：“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臣无祖母，无以至今;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说自己是老祖母抚养长大的，现在老祖母老了，需要自己在身边孝顺、赡养。
到唐朝，孝文化有了更大的发展和进步，依照唐律的规定，凡是侍奉父母不“善”的，以不孝罪而给予处罚，譬如违反教令、闻父母丧而不举哀等违反“善事父母”的行为都属于此例。为了让子孙尽心尽力地照顾好长辈，父母在世时，如果子孙攒私房钱或者要求分家的，也要处以三年徒刑。
而且，侍丁养老之制在唐朝得到进一步完善。“男子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为侍。八十以上令式从事(依有关法令办理)”，“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五人。”若子孙人数不够，“听取近亲”，“无近亲，外取白丁”。以非亲属之白丁，免役以养孤老，这种“侍丁”就是国家雇请的了。对孤寡老疾的经常性济养，唐令还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
唐朝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充分体现了孝文化的深刻内涵，而且把孝文化上升到了精神层面，那就是“色养”。何谓“色养”?《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朱熹集注：“色难，谓事亲之际，惟色为难也。”一说，谓承顺父母颜色。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色难者，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也。”后因称人子和颜悦色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颜色为“色养”，说的是子孙要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
唐初名相房玄龄在对父母“色养”方面堪称典范，《贞观政要》卷五有言：司空房玄龄事继母，能以色养，恭谨过人。其母病，请医人至门，必迎拜垂泣。及居丧，尤甚柴毁。太宗命散骑常侍刘洎就加宽譬，遗寝床、粥食、盐菜。“孝”在古代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只有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才能忠于国君。修身，才会齐家，也才有国治天下平。
揭秘：明朝与唐朝的科举考试有什么不同？
⑴主要不同：①具体目的不同：唐朝是为了选才纳贤，而明朝是为了严厉控制士人思想。②考试范围不同：唐朝是经义、时务和读经史，而明朝的出题范围主要是四书、五经，没有时务和历史。③考试文体不同：唐朝主要是诗赋、帖经墨义等，而明朝则是八股文。④结果不同：唐朝的科举制选拔了人才，扩大了统治基础，并促进了唐诗的繁荣;而明朝的科举制则严重束缚了士人的思想，培养了皇帝的忠实奴仆。
⑵主要原因：①唐朝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唐朝统治者实行科举制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选拔有用人才。②明朝处于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统治者采用各种手段加强君主专制，所以明朝统治者实行科举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士人的思想控制，科举制成为加强君权的一种手段。
⑶评价：人才是一个国家发展和繁荣的基础，唐朝的科举制为“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提供了充裕的人才储备。而明朝的“八股取士”不仅摧残了人才，而且它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说明科举制发展到明朝，已失去了初创时的积极意义，走到了穷途末路。
河西走廊对唐朝有多重要？河西陷落大唐的诗人们感到痛心疾首！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河西走廊陷落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在唐代，东通秦蜀、西接西域的河西走廊，“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此地为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是大唐的边防重镇与商业都会，是天下富庶之地。塞外边城、丝路驼铃、酒肆琵琶、帅府宴饮，流淌在盛唐诗人的梦里，被赋予了浓浓的诗意。
王翰慷慨高歌：“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岑参举酒豪饮：“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王之涣深情倾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到了中唐，诗人写起河西，情绪就丧了不少。元稹听说过昔日河西走廊的繁华景象，他在《西凉伎》一诗中写道：
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
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
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
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
在诗中，元稹描写了盛唐时河西人烟稠密、喧闹不已的场景，还想象名将哥舒翰置酒高会的场面，宴席上有美酒佳肴、胡姬醉舞，有大宛进献的汗血宝马、吐蕃进献的翠茸裘，让人为之陶醉，流连忘返。
可这样的河西，为何只残存在诗人的幻想中?元稹笔锋一转，说出了真相：
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没尽空遗丘。
安史之乱打碎了盛世的繁华，河西沦落在战火之中，就此开启了一段百年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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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中，唐朝军队一开始败得惨兮兮，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等边塞名将与安史叛军交战连连失利。唐玄宗一看形势不对头，拔腿就跑，躲进了蜀地。
唐肃宗到灵武(今宁夏银川)即位后，才在一帮文臣武将的协助下组织起反攻，可是战争前期唐军主力都快败光了，这可咋整?唐军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抽调驻守河陇的精锐之兵增援，与安史叛军作战。
河西边防因此顿时空虚，常年虎视眈眈的吐蕃一看，到了嘴边的肥肉，岂能让它溜了，于是在之后的几年内，趁机出兵侵占了唐朝河西、陇右的几十个州。史书记载，吐蕃“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
到了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派20万大军从河西一路杀到长安，唐代宗和他爷爷当年一样吓得够呛，也跑路了。吐蕃人气焰嚣张，攻破长安后，将这座多灾多难的国都抢掠一空，纵火焚烧，还拥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意欲建立一个傀儡朝廷。
唐朝宰相苗晋卿卧病在床，吐蕃人把他拉到宫中，威胁他带个头服从安排。苗晋卿怒目而视，闭口不言，吐蕃人一时也不敢轻易杀害这位老臣。
不久之后，名将郭子仪就率领三十骑兵奔赴前线，迅速集合四处逃散的唐军，率军反攻，才再次收复长安。唐代宗总算是虚惊一场，结束了这段意外的“假期”。
吐蕃入寇长安，是当时不亚于安史之乱的头条新闻。远在蜀地漂泊的诗人杜甫得知此事，在《释闷》一诗中写道：“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
安史之乱后，大唐烽火连年，如今还险些酿成了如西周末年犬戎灭国一般的悲剧。
吐蕃能够轻易攻破长安，其中的一大原因，正是河西走廊的失陷。
吐蕃侵占河西后，唐朝京畿以西丧失屏障，门户大开，朝廷与西域的联系也被切断，安西、北庭诸镇孤悬异域。不少有识之士深知河西是边防重地，纷纷向朝廷进言出兵夺回河西，但从盛世跌落的大唐，显然还没有缓过劲来。
老杜为唐代宗捏一把汗，到了晚唐，河西走廊还在吐蕃手里，“小杜”杜牧想到此事，也在《河湟》中愤青一回：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
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
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唐代宗时，宰相元载经历过长安的变乱，对河西的重要性深有体会，建议以原州(今宁夏固原)为起点，逐步收回河陇地区，并主张尽快采取措施缓解西北边患。
元载是个凤凰男，为人野心勃勃。他通过结交宦官掌权，又在之后协助皇帝铲除了权宦，专权后排除异己，因此得罪不少人。唐代宗也对专横跋扈的元载日渐生厌，不仅没采纳他的建议，后来还将他治罪，给赐死了。元载虽说人品受质疑，忧国之心还是有的。他未能派兵收复河西，后来杜牧也不由得感到惋惜。
唐蕃两军对峙，唐军占不到多少便宜，朝廷早已认怂。建中四年(783年)，唐代宗的儿子唐德宗在位时，被迫与吐蕃和好，双方签订了清水盟约。在议定国界时，唐朝承认吐蕃对河陇一带沙州(今甘肃敦煌)等地的占有权，打不过你，就把地盘让给你了。
白居易后来在诗中写道：
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
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由于在清水之盟中，河西大部分土地划给了吐蕃，唐朝西北边防形同虚设，皇帝不得不在离家门口不远的凤翔(今陕西宝鸡)抵御吐蕃的进攻。本来在凤翔布防就跟闹着玩似的，现实比理想更骨感。清水之盟不久后，吐蕃就毁约再度发动战争。唐德宗这老实人受了欺负也没辙，只好恢复与吐蕃的交战状态，河西就此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唐宪宗是中唐时一个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时吐蕃进犯泾州(今甘肃泾川)、盐州(今陕西定边)等地，宪宗派遣大将多次将其击败，也曾计划过收复河西。但这个皇帝爱炼丹，到了统治后期沉迷于长生药，精神状态不太稳定，朝政为宦官所把持，还没来得及西征就先归西了。
多年后，杜牧也在《河湟》一诗中为此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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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陷落的百年岁月，当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建中二年(781年)，吐蕃军攻陷沙州。唐将阎朝带领城中军民抗争多年，在弹尽粮绝之际不得不与蕃将相约，不许他们强行迁徙百姓，这才同意出城投降。谁知，吐蕃人却出尔反尔，不仅伤害了当地百姓，还将多年来一直与其做对的阎朝毒杀。
阎朝是当时河西官吏中少有的逆行者之一，他的前任长官、河西节度使周鼎在陷入吐蕃重重包围后丧失斗志，求救无果后主张焚毁城郭，向东逃窜。阎朝坚持主战，他果断将周鼎抓回来，用绳子勒死，之后自领州事，指挥沙州抵抗吐蕃。沙州军民集合在阎朝的旗下，奋战于内缺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中，一守就是十年。
河西之地陷落本就让人心痛，当地百姓更是无辜遭难，受到吐蕃残酷迫害。吐蕃攻陷河西各州后，将壮丁掳为奴隶，命他们耕田放牧，劳作不休，而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年老者，动辄“断手凿目，弃之而去”。
史载，唐贞元年间(785年—805年)，吐蕃军队曾在河西俘获一万多名汉人，带回其领地为奴。当经过一段峡谷时，悲愤不已的汉人俘虏停下脚步，向东边的故乡辞别。有几百人直接哭到昏迷，还有人宁死不屈，跳崖而死。
吐蕃人还实行文化专制，严厉禁止河西百姓穿汉家服饰，说汉话。但在吐蕃的压迫下，每逢新春佳节，河西各州百姓依旧偷偷穿起汉家服饰，祭祀祖先，向东遥拜。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河西百姓反抗的呼声，一直回荡在大唐边关。开成年间(836一840年)，唐朝使者途径河西，当地百姓见到唐使放声痛哭，问道：“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
更让人气愤的是，唐王朝懦弱无能，不仅无力出兵收复失地，还对冒死逃回的河西百姓百般猜疑，肆意虐待。善于针砭时弊的白居易写有一首《缚戎人》，其中说道：
自云乡管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
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
……
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
在唐代宗年间被迫沦落吐蕃统治的河西汉人，尽管身披胡裘，仍怀着一腔报国热忱，几十年间不断有人从河西逃回唐朝边境，却被黑白不分的唐军边将捉住，当作吐蕃俘虏向朝廷邀功请赏。
白居易抨击为非作歹的边将，为无辜的没蕃百姓哀叹：“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
随着河西失陷，距离长安更遥远的西域也与朝廷断了联系。管辖天山南北的安西、北庭都护府，面对山呼海啸般涌来的吐蕃大军苦守多年，最终也在风沙怒卷中陷落。
郭子仪的侄子郭昕，自年轻时奉命坚守安西四镇(碎叶、龟兹、于阗、疏勒)，少年青丝熬成白发，度过了四十余年。河西走廊被吐蕃所阻隔后，东方的故乡成了安西将士回不去的远方。
到了与吐蕃最后一战时，郭昕与最后仅剩的将士尽皆白发苍苍，在孤悬绝域中燃尽了自己的生命。唐朝由于河西沦陷，断绝与西域的联系后，一些亲近大唐的西域邦国相继覆灭。这深刻影响了此后数百年间这一地区的发展，其中包括在宗教文化上的转变。龟兹、于阗、疏勒等地，在唐代以前是西域重要的佛教中心。
3
诗人张籍的《陇头》一诗写出了吐蕃入寇后，河西军民的不幸遭遇：
陇头已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
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
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
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属汉家?
张籍写到最后，怀着满腔热血追思良将，发出呼吁：“难道就没有像汉代李广、李蔡那样的名将，来收复河西，带领百姓们重回汉家故土吗?”
河西沦陷多年后，一位将改变河西地区命运的英雄终于横空出世。
他，就是张议潮。
张议潮出身沙州豪族，自幼研读兵书，少年时亲眼目睹河西陷落、民不聊生，被当时广为传唱的《无名歌》深深触动。诗中哀怨地唱道：
君不见城外空墙匡，将军只是栽花竹。
君看城外栖惶处，段段茅花如柳絮。
海燕衔泥欲作巢，空堂无人却飞去。
这首河陇民谣，反映了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各州的困境：深受吐蕃奴役的百姓在贫瘠土地上耕作，生活困顿，还忍受着繁重赋役。他们不堪重负，试图逃离家园。此地的断垣残壁，只能供吐蕃军官们栽种草木，城外茅花如柳絮飞扬，格外凄凉，连燕子也不愿在这样残破的空城筑巢栖息。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张议潮立下志向，一定要带领乡亲们走出困境。与此同时，盛极一时的吐蕃正在内乱和外战中不断走向下坡路，已为强弩之末。
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朝廷得知吐蕃衰弱，于是召集群臣，商议如何收复河西各州。三年后，河东节度使与吐蕃军大战于盐州，取得大胜。次年，凤翔节度使又一举收复了原州，当年元载以原州为起点收复河西的计划再度提上日程。
几年后，又有河陇汉人百姓千余人千里迢迢前来长安投靠，当时的皇帝唐宣宗亲自在城门接见，百姓欢欣鼓舞，山呼万岁。
远在沙州的张议潮听闻这些好消息，仿佛得到了信号：河西各州百姓，终于不再孤立无援。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见时机成熟，与当地名门望族、豪杰义士联合，散尽家财，招兵买马，在沙州起兵反抗吐蕃暴政。安史之乱后，时光已过数十载，河西的汉人终于听到了冲锋的号角，他们揭竿而起，响应张议潮的号召。
史载，张议潮亲率起义军与吐蕃交战，“启武侯之八阵，纵烧牛之策”，以寡敌众，突破重重包围。八阵指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创设的八阵图，烧牛之策则是战国时期田单的火牛阵，史书以此描述张议潮出色的军事才能。
吐蕃守军没想到，这么多年来犹如待宰羔羊的黎民百姓，竟也拿起了屠刀，在惊慌失措中连连败退。吐蕃权臣尚恐热得知河西起义的消息后勃然大怒，率领军队再一次劫掠河西鄯(青海西宁)、廓(今青海贵德)等八州，一路上烧杀劫掠。吐蕃兵遇上青壮就将他们斩杀，又对老弱妇孺施以割鼻断足的酷刑，甚至以槊刺杀婴儿为戏。
尚恐热原本是想以此举再次震慑河西百姓，没想到结果适得其反。吐蕃人残暴的行径激起民怨，越来越多的河西百姓挺身而出，投入到张议潮的义军中。张议潮一鼓作气，修缮甲兵，且耕且战，先后带兵收复河陇地区的沙、瓜、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等十一州。
4
河西故土沦陷已近百年，汉人终于再次翻身做主。
张议潮收复失地后，不愿割地称王，而是派人向长安告捷。由于通往长安的要道还掌握在吐蕃手里，使者东行受阻，贸然前往，恐怕九死一生。
河西的高僧洪辩心生一计，派其弟子悟真担任张议潮的入朝使者。僧人的身份正好可以作为掩护，摆脱吐蕃人的盘问。悟真一路向东，走入荒漠，他辨不清方向，不知前路在何方，也不知自己此生能否到达长安。他舍生忘死，只希望把河西军民的英勇一事告知朝廷，让天下人知道，在沦陷区生活了数十年的百姓，依然不忘自己是大唐的子民。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悟真迂道东北，幸运地被天德军(在今内蒙古)防御使李丕发现。在李丕的帮助下，悟真终于到达长安。他历经艰难险阻，站在了唐朝的中央，只为告诉人们，河西的百姓，将要重回大唐的怀抱。
与朝廷取得联系后，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再派其兄张议潭和起义诸将李明达、李明振等二十九人为使者入朝告捷，并献上沙、瓜等十一州地图、户籍，宣布向唐朝效忠。河西的回归，无疑是大唐桑榆晚景中一丝难得的光亮，对帝国而言，相当提气。
唐宣宗得知河西军民来投，感慨道：“关西出将，岂虚也哉!”
之前在《河湟》诗中为河西失陷痛心疾首的诗人杜牧，此时心境大不同，欣喜地作诗歌咏张议潮立下的奇功，以汉武帝平朔方、周宣王征夷狄作对比：
捷书皆应睿谋期，十万曾无一镞遗。
汉武惭誇朔方地，周宣休道太原师。
威加塞外寒来早，恩入河源冻合迟。
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
之后，唐朝在沙州设立归义军，统领沙、瓜十一州，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给予其高度的行政自由。从此，归义军名扬天下。
张议潮率领的这支铁血之师，在河西以寡敌众，接连抵御吐蕃、回鹘大军的进犯，甚至还以7000汉兵，一举拿下河西重镇凉州。他给这片曾经繁华的土地带来了久违的安宁。
张议潮不仅为巩固边防鞠躬尽瘁，还在当地恢复唐朝礼制、汉人风俗，遂使“百年左衽，复为冠裳;十郡遗黎，悉出汤火”。敦煌出土的诗篇中，不乏时人称颂张议潮的作品，其中一首诗写道：
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
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在经营河西多年后，晚年的张议潮偶然间得知此前被派入朝的哥哥张议潭去世的噩耗，便以69岁高龄不远千里赶往长安。荣新江教授认为，张议潮此举是为替代其兄作为归义军的新人质，以此表示对朝廷的忠诚。作为一个高度独立的地方政府，归义军难免遭到朝廷猜疑，所谓“先身入质，表为国之输忠;葵心向阳，俾上帝之诚信”。
咸通八年(867年)，功成名就的张议潮被唐朝晋升为司徒，在长安享受优厚礼遇，此后几年远离战火，平静地度过了余生。他去世时，吐蕃早已在内忧外患中走向分裂，但唐朝也无力继续西进，难以借河西之地再复西域。
此时，距离唐朝灭亡，也仅剩下不到40年，各地起义不断爆发，下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五代十国正悄然拉开帷幕。
张议潮生前挂念的归义军，在战乱中逐渐被人淡忘，直到北宋时，河西各州才为西夏政权所兼并。那段百年沉沦和英雄奋起的历史，早已铭刻在这片黄沙漫漫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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